于 敏
尊老敬老是我国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在汉字中就有着深刻的体现。甲骨文中的“寿”字，就是由“老”和“已”组成，蕴含着对长者的尊敬与祝福，它象征着生命的长久与安康。“寿”字并非中国最早出现的汉字，但是却无疑是字形变化最为丰富的汉字之一，其字形有超过1万多种不同的写法，足以说明中国人对“寿”的看重。
《尚书·洪范》指出，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寿”是排在最前面的。古人对长寿的崇尚，体现在了纹饰和器物上。像青铜礼器上的蟠螭纹和云雷纹，用盘绕的龙蛇和旋转的云雷图案，象征天地循环和永恒的生命力。汉代画像砖里的西王母和仙桃，把长生不老的愿望，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桃子形象，让人感觉“永生”似乎触手可及。唐代织物上的对雉（成对野鸡）纹样，通过对称重复的图案，暗示生命周而复始、不断延续。而宋代以后的“五蝠捧寿”图案（五蝠谐音“五福”），通过蝙蝠环绕寿字的构图，将财富、健康、品德等美好愿望与长寿主题结合，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多重期盼。
当抽象纹饰难以完全承载人们的期盼时，具象化的寿星神祇应运而生。古人崇拜星空，周朝就有了祭祀寿星的仪式。《通典·礼典》中有记载：“周制，秋分日享寿星于南郊。”寿星也就是南极老人星，《史记索隐》中司马贞写道：“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经秦汉天人感应思想淬炼，逐渐褪去了单纯的天文属性，开始将寿星的形象拟人化了，《汉乐府·长歌行》中有写到：“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可以看出描写的“寿星”骑着白鹿，短发、长耳。后来又增加了手杖，《后汉书·礼仪志》有记载，年满七十者被授予玉杖，八十、九十者更有加赐，玉杖以鸠鸟为饰。直至宋代《太平御览》所载“寿星祠，祀老人星，绘以仙桃、神鹿”，标志着寿星的形象完成从星官到人格神的蜕变。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额头突出，银眉鹤发，面目慈祥，一手所持龙头杖折射出汉代“七十赐玉杖”的尊老传统，一手所捧的寿桃承载着西王母蟠桃宴的仙话记忆，而随侍的仙鹿、白鹤则凝结着农耕文明对自然生机的观察。元明时期成熟的寿星图将星象崇拜、道教仙话与世俗愿景熔铸一体——当人们仰望南极老人星时，看到的不仅是闪烁的天体，更是鹤发银眉、笑容慈祥的和蔼老者。
长寿一直是人们的愿望，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不少统治阶级想长生不老，于是一些方士为了迎合他们的欲望孕育了炼丹术。先秦是中国炼丹术的萌芽时期。神仙之说，在先秦道家著述中已十分流行，《庄子·逍遥游》中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另外，《史记・封禅书》中有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迫不及待想要追求不死药。从两汉时期理论初创，到魏晋南北朝技术体系化，至唐代外丹术达于鼎盛，帝王服丹求长生构成古代权力与科学的特殊碰撞。例如唐太宗等君主迷信天竺方士炼制的金石丹药，却因汞、铅中毒暴亡，印证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所著“五石散大猛毒，不可不慎”。
服食丹药真的能永生吗？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直到药王孙思邈为这一风潮带来了转机，他提出“食疗先于药疗”原则，将丹药剥离长生幻象，限定为急救手段。至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将丹剂纳入实证医疗范畴，专治疮疡、疟疾等症，沈括更从人尿中提纯“秋石”激素制剂。丹药开始从长生不老的高级功能转向治疗疾病的普通功能，这一理念逐渐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丹药的认识。到了宋代，服食丹药之风尽管依旧不减，但大家追求的不再是永生这种绝无可能的目标，而是转向了更加实际可行的延年益寿。
随着功能转变，炼丹术迎来材料革命。辰砂、水银等重金属逐渐被茯苓、地黄等草木药材取代，催生出融合药食同源的养生丹方。人们开始注重饮食的均衡与营养，各种养生配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选择那些能够滋补身体、益寿延年的食物。在追求长寿的道路上，人们不再盲目跟风，而是学会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
这段跨越千年的认知转变，其实是中国人对生命规律的真实理解。当人们终于看清丹药的毒性，转而用枸杞、人参这些天然药材调养身体时，中医“治未病”的智慧就成型了。从幻想吃仙丹成仙，到研究药膳养生，古人用无数教训换来一个朴素的真理：真正的长寿不在于吞服所谓的“长生不老药”，而在于日常调理。如今“三分靠治、七分靠养”的老话，正传承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生存智慧，展现着中华文明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作者系广州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