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锦绣千年弦歌不辍——中国书院阅读展”4月23日在太原市长风商务区文化岛开展。
其中第六部分：山右风雅——山西书院阅读特展，得到广大喜爱山西历史文化的读者关注，老家特此刊发对这一特展的长文解读，供老家读者观展时参考。
——老家编辑部
翻开山西的历史长卷，这里不仅有刀光剑影的边塞烽烟，更有一脉流淌千年的琅琅书声。当春秋战国的烽火燃遍中原，黄河岸边的西河之地，却已传来华夏文明悠远的回响——
孔子高徒卜子夏，在孔夫子去世后，接过了老师的衣钵，携着鲁国的儒风，在魏国故地芮城开坛授业，从此，弦歌之声回荡黄河岸畔。这片黄土高原上，就此埋下了一颗文明的种子。西河的具体地望，虽有争议，但在后世，山西人承继文化传统，芮城、汾阳、平遥等地，都建有西河书院。
东汉，太原郡介休县，相貌魁伟、尤擅说词的名士郭林宗，曾是那个时代的“网红”。他博览群书，虽褒贬世间人物，但并不危言耸听，在介休老家，他闭门谢客，引得千人负笈而来。他去世时，连大文豪蔡邕都挥泪提笔，写下名传干古的碑文。三百年后，傅山先生重书此碑，墨痕里尽是晋人对文脉的坚守。
隋末风起云涌，河汾之地却藏着位布衣大儒王通，讲学布道，教授弟子，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全都成为初唐的擎天玉柱，河汾一脉的智慧，就这样注入了盛世的血脉。
河汾书声有实济
山西的书院，就是携带着如此优秀的基因，款款而来。
山西最早有关书院的记载，是唐代的费君书院，“在永济中条山太乙峰下，邑人费冠卿读书处”。费冠卿为何人，目前无考证。唐代有一些以个人名义命名的书院，大多是隐士文人或士大夫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在《全唐诗》中，有一首杨巨源的《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描述的正是此处所在。但此时的书院，并没有教书育人的功能。
山西真正意义上的最早书院，是应州龙首书院，为辽代应州人邢抱朴创立，邢抱朴的生平事迹，文献记载较少，寥寥不多的记载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位犹如孟母一般的伟大女性——邢抱朴的母亲陈氏。
陈氏年轻时就通晓经义，能够吟诗作赋，人称“女秀才”。陈氏育有六个孩子，都是她亲自教书，后来邢抱朴以及弟弟邢质朴都读书有成，成为辽代高官。应县城内，以前曾有“一经楼”，据说就是陈氏教子读书的地方。
龙首书院的建立，让我们看到了契丹贵族与汉族书生共研经典，马鞍旁放着《论语》，弯刀下压着诗卷的场景。
宋治平二年(1065)，在京都知谏院为官的司马光回家乡省亲，回到京都后依旧牵挂家乡，特派人送回一笔银子，建起书院，供家乡子弟就读求知。这是温公书院、涑水书院的前身。
宋治平三年(1066)，理学之宗程颢担任晋城县令，上任时便立志教书育人，以启民智。他曾说“欲治晋先兴文”，在他任上，三百多座乡校如春笋破土。当年的程颢书院，如今已成为一处文化景点，传承有序，依然一片书香。
宋代山西还建有一些书院，比如长治上党区雄山书院，浑源翠屏书院，绛县涑阳书院等。
金元时期的平定冠山书院，更引—时风骚。这个由元中书左丞吕思诚创办的书院，历经数朝数代，虽名称有变，但至今仍是冠山一景。当年，大文豪元好问曾屡次光顾，留下“新堂缥缈接飞楼”等名句，明末清初的山西文坛灯塔傅山先生，亦曾在此流连，至今那四个石刻文字“丰周瓢饮”，已经成了后世文人争议不绝的佳话。
书院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官府的关注和支持，比如汾阳卜山书院，就曾有元顺帝御赐匾额。
明清六百年，三晋大地处处书香。几乎每个县，都曾办有书院。其中尤其以太原晋阳书院为盛，战火焚不尽诗书，铁骑踏不破文脉——山西人用文化在边塞筑起永恒长城。
这边展出的，是山西各地方志中对当地书院图示，如《平遥县志》中的“书院弦歌”，汾阳卜山书院图，《解州志》中的解梁书院，《直隶绛州志》中的东雍书院，《阳曲县志》中的晋阳书院，《平定州志》中的冠山书院等。
这块平定崇古书院留赠碣，是清嘉庆十一年(1806)，平定人孙裕集资重建书院的一个纪念。嘉庆十二年(1807)八月三日，孙裕将亲书的《崇古书院留赠碣》镶在了崇古洞的墙壁之中，以昭示后人。碑文中，“冠山之秀，文峰之祖”八个字，高度赞誉了冠山在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强调冠山是文运昌盛的源头。
这块“晋溪书院”的牌匾，是明代重臣王琼十四世孙王宪所题。王琼，字德华，号晋溪，太原人。成化二十年(1484) 考中进士，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从工部主事做起，官至户部、兵部、吏部尚书。王琼一生著述颇丰，有《晋溪奏议》等，均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
这里还展出了山西书院发展到今天的一些留影，这些地方，大多都已经是当地的文化景点。
从西河书院学规中，我们也能略窥古代书院治学之严谨，纪律之严明，对读书、听讲、习字甚至请假都有着严格规定。
读尽缥缃万卷书
大多数学者认为，书院藏书，以南方为优。理由是在书院发展史上，北方多兵灾战火，况自晋代以后，读书人曾大规模南迁，北方难有藏书的环境。然而，梳理山西书院历史，书院藏书，也足以称得上“惊奇”。
山西祁县昭余书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昭余书院，创立于明万历年间，到1919年新称祁县中学校，几百年传承不绝。见证这种传承的，就是昭余书院的藏书。据《昭余书院藏书志》记载，祁县中学校目前所藏古籍616部11961册，仅镌有“昭余书院课卷钤记”的就出现113次，涉及书籍3663册。
昭余书院的藏书类别，除了常规的经史子集，还有方志地理，比如光绪版《山西通志》。学界普遍认为，光绪年间，由曾在令德书院担任过主讲的王轩以及协讲杨笃等联袂主纂的这套志书，是山西至今为止所有志书中最好的一版。
再比如《陆操新义》，这是德国人写的一册兵书。1884年由驻德公使李凤苞(字丹崖)引入中国，当时正处于中国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的军事著作，自然是时代需要。昭余书院藏本，充分说明其与时俱进的藏书理念。
再比如，藏书中有一套《农学丛书》，为清末北洋官报局石印本。这套丛书包括二十四册农学著作。其中作者有中国的，有日本的，有美国、英国的，海纳百川。
当代著名版本学家冀淑英、丁瑜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参观过祁县中学藏书，惊叹“同类图书馆，北方没有，南方少有"。
不仅昭余书院，冠山书院的藏书，也值得一提。元代吕思诚曾捐献万余卷书给书院，激励乡梓刻苦努力。光绪年间，平定知州葛士达筹措款项，到省城太原寻书购书，《冠山书院藏书记》中，记载了此事，云购书达九百八十余册等。
冠山书院藏书丰富，为了更好管理，更以超前眼光订立《藏书规条》，借阅期限、赔偿制度一应俱全。为方便读者，还有供应茶水、取暖等生活提示，颇具人文关怀。
建于明代的河东书院，虽屡屡遭受劫难，但目前仍存藏书楼一座。砖石结构，通高近7米，墙壁四周浮雕鱼龙变化图案，十分精巧。修建河东书院的名儒吕柟写诗赞道：
离城十里地清幽，
南对中条起玉楼。
坟典以来俱顿足，
海山何处可寻头。
从河东藏书楼的旧影中，依旧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沧桑和细节的精美。
书院藏书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细节， 比如这份试卷，是清乾隆年间宁武鹤鸣书院学生赵景福的，还有当时山长的批语，让我们仿如回到了在学校期间读书考试的场景；再比如，清代著名的学者、官员牛运震，曾主讲河东书院，写有一篇《游五姓湖记》。多年以后，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在笔记《经堂录》中，就有关于这篇的评语。评语中写到：“读《游五姓湖记》,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
牛运震《游五姓湖记》
1913年11月1日，青年毛泽东在笔记《经堂录》中，关于《游五姓湖记》的评语
这里还展出了稷山思文书院刻书《时文小题萃》。当然，各地书院藏书并不能一一列举。比如有记载，长治莲池书院，藏书万卷之多，使得当地人文之风蔚然兴起，来求学的学子不绝于途。还有河汾书院，明嘉靖十年，建起尊经阁五间用以藏书，藏有六经、历代史等图书。
立品修行在迪哲
这一部分，我们选取了历代书院先哲读书学习的一些言论精华，希望以此洞窥山西历代读书人的读书思想，了解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山西的文人，承继王通、司马光、薛瑄等贤达之志，皆有立德、立功、立言的古代读书理想。自宋以后，书院，便成了读书人的精神场所，汲取先贤力量，吸收着丰富的营养。
随着时代的发展，书院也在不断更新，老师和学生们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这里的授业恩师，都是德高望重之人，不管是来自本地还是他乡，都秉持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来教学。
现在，让我们一起回首，静静聆听先哲的嘉言，感受书香传晋韵，让贤志启迪我们后人。
先贤一，列举了山西籍的历代文化名人读书嘉言。
司马光，夏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元好问，秀容人，金元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常年流连于冠山书院；
吕思诚，平定人，元代中书左丞，冠山书院最早的创办人；
郝经，陵川人，金元时期大儒；
薛瑄，河东龙门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
傅山，太原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医学家；
陈廷敬，阳城人，清代重臣，《康熙字典》总编撰官；
栗毓美，浑源人，清代治河名臣；
祁寯藻，寿阳人，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师；
薛于瑛，芮城人，清代理学家、教育家。
先贤二，是均与山西书院有密切联系的外省籍先贤读书嘉言。
程颢，北宋理学家、教育家，曾任晋城县令；
曹端，明朝初年学者、理学家，先后在霍山正学书院持教十六年；
虞集，元代著名学者，与宋名臣赵鼎六世孙交厚，撰闻喜《董泽书院记》;
吕柟，正德三年状元，建河东书院；
焦竑，万历十七年状元，撰《上党共学书院记》;
缪彤，康熙六年状元，撰长治《心水书院记》;
王仁堪，光绪丁丑状元，山西学政，课士晋阳书院；
言如泗，言子七十五世孙，建垣曲弦歌书院；
曾尚增，曾子六十六代孙，任平定知州，修冠山书院；
吕崇谧，明代曾在山西为官的吕坤曾孙，任太谷知县，修凤山书院。
藩府右文亲书卷
山西素有刻书传统。尤其是金元时期，山西是北方刻书的重镇，平阳刻书更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重要流派，和南方的浙刻、蜀刻、闽刻等遥相呼应，元政府曾专门在平阳设立管理刻书的机构——“经籍所”。
到了明初，为了稳固江山，朱元璋把朱家子弟分封于全国，山西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境内便有晋王、代王、沈王三座藩府。三座藩府都设有书院。
明太原想象图
这些藩府可不一般，财力雄厚，除了专注讲学育人，刻书便成了主要任务。而且藩府刻书，常常聘请有名的学者来校对，所以错字漏字很少，在当时就被大家当成宝贝，是备受珍视的善本。
先来说说晋藩的养德书院，它以前有好几个名字，像宝贤堂、志道堂等。养德书院刻过很多有名的书，比如梁代萧统编的《文选》六十卷，宋代吕祖谦的《宋文鉴》百五十卷，还有《目录》三卷，宋代姚铉编的《唐文粹》一百卷，这些都是它的代表作。
晋藩养德书院刻书
嘉靖八年，也就是1529年，端王朱知烊把书院刻的书呈献给嘉靖皇帝，皇帝看了特别高兴，夸端王“好学崇文"，还亲自题写了“养德书院”四个字。之后，养德书院又刻了《初学记》三十卷，元代苏天爵的《元文类》七十卷等。《宝贤堂集古法帖》是晋藩府世子朱奇源奉父亲晋庄王朱钟铉之命，以其堂号为帖名， 在太原刻的一部书法集，更是被书法家们争相传阅、追捧不已。
左 晋藩刻书《宝贤堂集古法帖》库装本原拓
右 晋藩刻书《宝贤堂集古法帖》原窄本样式
再讲讲沈藩的勉学书院，它也刻了不少好书。有《焦氏易林》，明人康麟的《雅音会编》十二卷，《甬东山人稿》。还有《沈国勉学书集》。
明嘉靖沈藩勉学书院刻书《雅音会编》
这个《沈国勉学书集》可不简单，它是沈藩几代藩王的合集丛刊，里面有朱诠鉌的《凝斋集》，朱允恺的《保和斋稿》，朱恬焌的《绿筠轩稿》，朱珵尧的《修业堂稿》。从刻法上看，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多是精品中的精品。代藩刻书也很有成果，目前能查到的有《谭子化书》六卷、《经元斋小稿》二十卷、《保幼大全》、《蒙养大训》等。这些书都承载着当时的文化和智慧，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这些藩府书院刻的书，在山西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我们后人了解古代文化、传承历史记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信义晋商乐向学
大家都知道，明初政府推行了一项重要政策——开中法，以盐为媒介，招募商人输纳军粮。山西商人因地利之便，抓住机遇，迅速崛起。此后的岁月里，晋商不断进取，又开辟了以茶为主要商品的万里茶道。无论时局如何风云变幻，晋商始终坚守着“以义制利，诚信经营”的理念，不断开拓创新，最终成为海内最富有的商帮。
很多人眼里，认为山西人重商不重儒，其实不然，晋商可不只是会赚钱，他们有着更为高远的追求，当时，晋商捐资向学、读书育人的风气在民间社会中非常普遍，让 人敬佩不已。
晋中一带，号称晋商故里。举凡书院，如凤鸣书院，凤山书院，昭余书院等等，大多是晋商捐资兴建，或亲自运营。
比如在票号商号林立的平遥古城，赫然屹立着超山书院，徐继畬就曾是这座书院的山长。道光年间，为创办书院，在平遥知县的号召下，平遥富商捐资万两白银作为本金，用于书院运营。超山书院聘请山长的束修，每年可达400两白银。数额之巨，足见求贤若渴。
超山书院壹等试卷
有很多晋商大贾，在自己家族内自办书院，比如号称“民间故宫”的王家大院里，有一座小巧的院落，这是灵石王家的桂馨书院。书院的门联引人遐想："万卷诗书，四时苦读一朝悟；十年寒窗，三鼓灯火五更明。”
榆次常家，不仅大量捐资兴建，而且自办有石芸轩书院，不惜重金延请名师，用心教化子弟。这座书院，是当时中国民居中规模最大的家族书院。当您站在书院大门前，看到门楣上那“贞而不谅”四个字，就能深深感受到常家作为儒商的独特风骨。
1898年，常麟书又在黑瓦关帝庙创办书院，亲自讲学，1902年，常赞春、常旭春、常麟图兄弟三人同榜中举，黑瓦关帝庙名声大噪。到了清末，常家十四世的常望春、常麟书、常赞春、常旭春等二十三人，又创办了韡华诗社。在当时，这个诗社和晋阳书院、令德书院一样，都是“省城文鼎”，是文化交流与传承的重要阵地。
冀家，是明清山西商帮中最有实力者之一。民国《介休县志》里记载着一段感人的故事：“冀君以公，慨捐巨金为众倡，于是资渐集",说的就是冀家捐资修建绵山书院的事迹。
冀家不仅如此，还创办了潜研书院，潜研书院最早叫儒学馆，创立于清乾隆二年。道光四年改为潜研书院，后又改成潜研书屋。到咸丰初年，历时120年的这座书院，是当时中国农村办学时间长，为数不多，传承有序的一所学校。
潜研书院编撰和使用的教材
孙嘉淦、祁寯藻、徐继畬等赫赫有名的学者都曾来到这里讲学授课，前后有8500多人在这里受过教育，那场面，就像是一场场文化盛宴，吸引着无数求知若渴的学子。
祁县渠家、乔家是当地名门望族，也是晋商翘楚。他们有着更加广阔的视野，敢于吸收当时先进的教育体系。1904年，渠本翘、乔映霞等大力资助，在昭余书院基础上，创办祁县中学堂。1909年，孟步云办女校，渠家乔家又大力资助，促使其成功创办祁县女子公立两级小学堂。
除了这些，光绪《永济县志》上还刊有李用清的《归儒书院碑记》，里面提到典商秦君醒清买下废弃的寺庙，将其改建成义学，当时的人都称赞“懿哉此举”，意思就是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举动。
还有光绪《解州志》记载了解梁书院的重修过程，“富绅王之翰以千金首倡，共捐银六千余两，后大修”。书院竣工后，他“又以七百金倡捐膏火……由是寒士读书，复有所藉”，意思是让贫寒的学子有了读书求学的依靠。
像这样晋商读书向学的例子，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他们用实际行动推动着教育的发展，传承着优秀传统文化。现在，大家可以好好感受一下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想象一下当年那些书院里琅琅的读书声。
晋阳令德慎所立
之所以把晋阳书院、令德书院这两所书院单独拿出来，是因为这两所书院太重要了。它们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山西大学堂的前身，而且，这两所书院的山长、主讲包括学子，对山西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发掘与传承，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他们的教育思想、人品学识值得在三晋大地广泛传播。
明代先有晋阳书院，后来改建为河汾书院。明嘉靖年间，山西巡抚苏祐《谷原诗集》里，就有《重阳次日宴河汾书院二首》。明万历七年，朝廷下令禁毁天下书院，书院也只能被迫关门歇业。好在万历二十一年，巡抚魏允贞扩建了书院，改名为三立祠，取立德、立功、立言的意思，同时祭祀山西古代先贤，这也就是三立书院的开端。
山西巡抚苏祐《谷原诗集》之河汾书院诗
明末战火纷飞，三立书院被毁。直到清顺治十七年，巡抚白如梅在太原府城东南重新修建了三立书院，书院方又延续风雅，到了雍正十一年，三立书院又改名回晋阳书院。
清嘉庆年间，刊印有《三立祠传》，其中有为晋阳书院山长卢文弨作的传，后任院长桑廷橒跋。卢文弨，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精于校勘，对经学研究颇深，藏书丰富，在晋阳书院讲学期间，颇受好评。
清嘉庆年间刊印有《三立祠传》
回首再看晋阳书院旧址，斑驳沧桑，也就是如此所在，竟然荟萃山西名流，成为明清时期山西文化高地。晋阳书院主讲，均是当时德高望重的大儒，在此列举了晋阳书院主讲一览表，供各位对照参考。
说晋阳书院，不得不说几个人。
首先是清末名臣李用清，字澄斋，号菊圃，山西乐平人，乐平就是现在的昔阳。李用清曾高居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后任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陕西布政使等职，一生清廉，政声斐然，被誉为“天下俭”。光绪十二年，在任陕西布政使时，因克己奉公，遭嫉恨，被贬，于是辞官归田。
光绪十五年，61岁的李用清就任晋阳书院，并终老于此。他在晋阳书院讲学十年，他的教育思想和读书心得，治学格言、批语等，被后世整理为《课士语录》,至今都是教科书一样的流传。
王崧是清代白族著名学者，云南人。他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曾做过山西武乡县令，在职九年，改革盐政，治理漳河，兴修书院，自捐资购置书籍，亲自授课，使当地文风大盛。但他在武乡的一系列改革也触动了权贵利益，终被罢官。罢官后，王崧主讲晋阳书院数年，道德学问传遍山西。后回到他老家云南，依旧著述不断，成为乾嘉时代的经学大师之一，《清史稿 ·儒林》列有其传。王崧弟子临汾人张炜，撰有《乐山先生讲学图记》,记载了老师王崧在山西的讲学场景。
山西本地的学者王轩，洪洞人。在光绪八年时来到太原， 一边编纂《山西通志》,一边在晋阳书院讲学，还留下了"人生读书行文，必有一副假聪明最不可恃"的名言。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曾为其撰《寿王遐举先生》。王轩后到令德堂担任主讲，为世人所重。
再往前追溯到崇祯九年，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因朝廷党派纷争，遭政敌阉党诬劾，以“赃私数万”被捕入狱，并押送至京受审。为拯救恩师，三立书院学子傅山筹措资金，与同学薛宗周一起组织学子百余人，随袁公囚车同行，共赴京城向朝廷请愿诉冤。
袁继咸《六柳堂遗集》三立书院记载
在京期间，傅山亲自起草疏文，还四处散发“揭贴”，揭露袁继咸被诬陷的内幕。这场“讼冤”运动从崇祯九年腊月一直坚持到次年春天，惊动了崇祯皇帝。最终，刑部重新审理此案，袁继咸被判无罪释放，并以原官起为武昌道。傅山的义行名闻天下。
光绪十一年(1885)，状元王仁堪担任山西学政。主管全省教育、科举考试等事务，在任期间，他整顿学风，选拔人才，提倡经世致用，鼓励士子关注民生吏治。《戒饬士子谕》便是其在任期间整顿学风的佐证。
光绪八年，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又设立了令德书院，亦名令德堂，请了山西鸿儒王轩当主讲，方志学大家杨笃、“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当协讲。过了两年，张之洞还让冀宁道详细制定了《令德书院章程》，从请老师、安排课程，到修缮费用、买书、批改作业、书院管理等等，全都定了规矩，就是为了让书院能长久地办下去。
杨深秀为令德堂总校王轩撰《寿王遐举先生》
从那以后，令德书院的名声越来越大。这里展出了《令德堂四书章句集注》刻本，还有《晋政辑要》中有关令德书院章程的记载。《晋政辑要》，是一部记载山西政务等相关内容的书籍，汇集了山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有关的资料。是研究山西历史尤其是明清山西历史的必备资料。
光绪二十二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上书朝廷，请求顺应时代发展，在书院里增加天文、数学、物理这些实用的课程，光绪皇帝同意了，还让各省都这么做。1901年，山西巡抚岑春煊上奏设立山西大学堂，得到了光绪帝的批准。
到了1902年，晋阳书院和令德书院合并，成立了山西大学堂，这可是当时国立的三所现代大学之一。山西，就这样率先从传统的书院教育，转型为近现代教育。
菊圃课士精衡鉴
最后我们来到这座特装书房。书房名“衡鉴堂”，源自当年晋阳书院的课士场所。衡鉴，即权衡品鉴，强调学术的严谨。两侧祁寯藻书联"旧书细读犹多味；佳客能来不费招。”
书房古朴典雅，内是晋阳书院山长李用清和两个弟子的塑像。记载中，李用清先生讲书时：“仪容峻伟，身高高出常人尺许，头大如斗，腰数围，隆准巨目，大口方颐，目灼灼曙星而凝敛。黎明间，伐梆聚诸生一堂，先生端坐讲席，温恭肃穆，雍容如泰山磐石，可亲而不可犯。”
李用清平生得力于“居敬行简”四字，在晋阳书院呕心沥血，逝后，弟子们将其所言整理为《课士语录》。在此展出的，有这本书的主要章节题目，课士语录金句，批改作业留痕等。仿如昨日，历历在目。
今天我们通过回望山西书院的文脉，梳理了山西书院的藏书之富，藏书传承；品读了书院先哲如火花般的读书思想；从藩府的精致刻书洞窥了读书文化传承；又从晋商的一心向学，了解到这个海内最富的“商帮”,同时也是注重诗书传家的礼仪之“帮”。最后以晋阳书院、令德书院为例，解剖了山西书院教育转型近现代教育过程中涌现的学问大家以及他们教育思想。
读书，是每个人的精神自觉，在这美好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来源：老家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