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坚持“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且充满活力的伟大民族，中华文明是绵延不断且持续更新的伟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又具有宏阔深远的文化根基，从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传统相结合，是有正确坚强领导的现代化。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大一统”观念起源于对《春秋》的解释，《春秋公羊传》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秦朝“车同轨、书同文”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其后历代均对“一天下”的主张有所传承，“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深入到了中国的文化基因之中，“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集中统一领导是发展所需、大势所趋。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使中国传统“大一统”理论焕发了现代生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掌握革命领导权以及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巴黎公社失败后又总结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集中和权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按照科学蓝图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相结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传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民本思想提倡重民爱民利民保民，强调“民为贵”的地位；认识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重视“民”对维护统治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传统民本观念维护的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才真正完成了向人民立场的转型。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创造历史；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汲取传统民本思想精髓，秉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始终。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正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富强、崇人文观念相结合，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如果从整体性上把握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人文精神可以说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中华民族既重视“仓廪实”“衣食足”的基础作用，又崇尚精神生活，认为教化的目的就是“明人伦”，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和超越放在重要位置；为实现理想而上下求索，无数仁人志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推崇“君子”理想人格，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相契合。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重视社会意识的巨大反作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高度发展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充盈将从根本上消除普遍贫困和两极分化，为人们更好地享受精神生活创造坚实的物质条件，同时，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又为创造更充足的物质财富开辟道路。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对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以辩证、全面、平衡的观点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哲学相结合，是坚持系统观念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整体性思想，宏观角度如对天人宇宙的认识，中国古代先民形成了具有普遍联系观的宇宙系统论，不论是阴阳五行学说还是“道生万物”观点，都认为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微观角度如对人体机能的阐释，把人体看成由脏腑、经脉构成的有机整体，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思维。虽然这种整体性哲学属于朴素辩证法范畴，并没有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系统概念，但其中对于事物的系统性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认识，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系统观念有着明显的契合之处。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世界是事物在普遍联系中构成的不断发展、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从联系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指出“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实际就是指出了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即整体性和动态性，揭示了必须坚持全面、联系地看待系统，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从而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秉持系统思维，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生态观相结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命题，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观念的重要体现，讲究的是人类要了解并掌握万物的运行法则，使“人道”与“天道”若合符契，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合统一。农耕文明使中国先民很早就在劳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人类农业经济生产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关系，并由此总结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等自然法则，历代统治者也遵照自然规律延续“以时禁发”“屠钓之禁”等相关治理实践。这种朴素的生态观念为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原理推动中国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思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强调人从属于自然界，强调人类全部实践活动必须遵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同时借助主观能动性反作用于自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原理与中华传统生态观相结合，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坚定不移地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联合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共生精神基因相结合，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化追求和而不同。在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影响下，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一直是古代中国的思想主流：春秋时代管仲即阐发了“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道理；古代丝绸之路的和合兼容精神增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郑和下西洋发展了中国与亚非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关系。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是“天下大同”“天下为公”，而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与劳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分离和对抗将不再存在，全人类的利益将实现统一。这样的共同体在当今世界尚未成为现实，但是其中所蕴含的人们在追求真正的共同利益下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和平关系的设想，为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思路。和合共生的逻辑是合作共赢的逻辑，“共同体”的思想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设想。中国式现代化遵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路径，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和斗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奋斗精神相结合，是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现代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基因底色，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流传已久的中华民族神话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其中蕴含的中国先民们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激励着人们迎难而上、锲而不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奋斗精神，激发出中国人民勇往直前的志气骨气底气，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永久奋斗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和斗争的哲学原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法指引。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的理论，但这里所讲的斗争不是盲目斗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具有明确的斗争目的、清晰的斗争内容、高超的斗争艺术，在斗争中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以重点带全局，以关键解难题。新的时代背景下，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面对新的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朱大鹏 张晴，作者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