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阅读史》
石珠林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25年2月
■陈媛媛
近年来，阅读史研究热潮渐起，探寻名人阅读经历已然成为学界与大众关注的焦点。在晚清众多思想巨擘中，梁启超以其传奇的人生历程和卓尔不群的个性魅力，成为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他纵横驰骋于中西文化之间，游弋于政治与学术之域，一生留下1400余万字著述，笔底波澜壮阔，情感饱满。透过对梁启超阅读经历的深入探究，我们不仅能够走近这位思想巨人的内心世界，更可管窥晚清知识分子的群体图像和时代风貌。《梁启超的阅读史》的出版，为我们全面认识梁启超的思想谱系提供了独特而精彩的史料分析和解读视角。
面对梁启超广博的阅读范围和纷繁复杂的思想脉络，全面梳理其阅读轨迹实非易事。《梁启超的阅读史》别具匠心地从局部着力，将阅读史与思想发展相勾联。作者石珠林以细腻的笔触和详实的史料，选取启蒙求学、东渡日本、精研佛学以及开拓新文体四个侧面，清晰地描绘出任公一生中重要的时间节点与知识接受轨迹，呈现他如何与时代激流交融共振，最终形塑自我的精神图景。
作者指出，梁启超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浸润儒家经典，家学深厚。他自幼便显露出旺盛的求知欲，除科举应试外，还涉猎域内史籍。随着接触《瀛寰志略》等介绍域外新知的著作，以及受到康有为讲学影响，视野日益开阔，弃“传世”而取“觉世”，最终凭借充满时代感的“时务文章”踏上历史舞台。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启了长达十四年的异域生活。在这场跨文化交流中，他迎来了观念更新和学术进境的关键契机。他早在东渡前便通过康有为、黄遵宪等人的著作以及古城贞吉的汉文译作对日本的变革之势有所了解，意识到向东洋学习的迫切性。在日期间，他精研日文，敏锐察觉到语言与文体的差异，主张“言文一致”，倡导“文界革命”。同时，他博览日本书刊，兼收并蓄，尤其对福泽谕吉、矢野文雄、德富苏峰等人文风细加揣摩，这些宝贵的养分最终孕育出风起云涌的“新文体”，成为启迪民智的利器。
佛学是梁启超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晚清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促使佛学重新进入知识界的视野。梁氏对佛学的兴趣溯源于青年时期的师友薰陶，夏曾佑、谭嗣同的著作尤其给他以深远影响。东渡扶桑后，他进一步接触日本佛教界，将佛学阅读作为学术探索的重要内容，并以此为写作素材，逐渐形成以佛学融入中国思想史的独特路径。作者指出，梁启超对佛学的理解与运用自有特色，始终未偏离现实关怀与时代使命。
在文学领域，梁启超开创的“新文体”在风雨飘摇的历史转折期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作者细致梳理“新文体”的形成脉络，指出梁启超早年的阅读为其奠定了古文根基，虽然梁氏自称不喜桐城派古文，但却深受其影响，“常带情感”的笔锋亦来自对传统文体的承续。客居东瀛，他又博采众长，糅合和文及欧文直译体文风，最终淬炼出酣畅淋漓而不失厚重的独特笔调。他以“新文体”传播新知，启蒙大众，在社会转型中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梁启超由时代潮流塑造，又反过来引领时代潮流，阅读与写作的双向互动促成了这一蜕变。本书选取的四个案例十分具有典型性，涵盖梁启超最重要的人生片段。这些个案串联起知识结构、思想流变与历史语境，让梁启超不再只是课本中的政治人物或思想符号，而是一位在书卷与现实之间奔走思索、不断重塑自我的“阅读者”。书中对梁氏由“阅读”到“写作”的路径剖析入木三分，揭示他在跨文化语境中构建思想藩篱的过程，也折射出阅读对个体成长及时代发展的双重推动作用。
正如历史学家潘光哲先生所言：“阅读绝对可以改变观念，为推动引导生活世界的变迁，供应可能的思想动力。”晚清士人群体深谙此理，他们积极拓展阅读视野，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探寻救亡图存之道。梁启超所展现的家国情怀与进取精神，既是个人特质，亦是时代风骨。他们或激昂慷慨，或悲怆彷徨，在剧变的乱世中上下求索，最终推动中国思想融入世界潮流，开启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梁启超的阅读史》洞察时代之问，贯通古今之变，以阅读史为经，思想史为纬，丰富了晚清文化思想史研究的内涵，为今人观照百年激荡、探寻复兴之道提供了独特视角。在当下阅读似有式微之虞的时代，重温梁启超的求索之路，对我们致知穷理、克己奉公，具有特殊的意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资料翔实、细节丰富，尤其体现在详备的附录。梁启超阅读著述编年记事以及珍稀文献提要，皆彰显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亦为读者进一步探究梁启超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作者系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后研究员）